来源:【中国文物报】
2025年,“苏超”足球热潮席卷大江南北。在“斗梗”“斗诗”“斗歌”等创新文旅宣传的助推下,这项赛事不仅精彩纷呈,更一跃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鲜为人知的是,这股足球热其实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早在千年前的唐宋时期,中国古代足球“蹴鞠”就曾风靡一时。
蹴鞠这项源自中国的古老运动,在唐宋时期达到鼎盛,既是宫廷贵族的雅趣,也是军队训练的项目,更是民间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历代流传的绘画作品生动记录了这项运动的盛况和风靡程度,其中尤以“宋太祖蹴鞠”和“汪士秀蹋圆”这两个题材最为著名,成为后人了解古代足球文化的重要窗口。
宋太祖蹴鞠

在诸多蹴鞠题材的传世画作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北宋苏汉臣所作《宋太祖蹴鞠图》。这一作品生动记录了宋太祖赵匡胤参与蹴鞠的场景,堪称中国古代体育和艺术的经典实录。虽然苏汉臣原作已散佚,但这一主题作为画作范本得以传承千年。现存最早的摹本为宋末元初画家钱选所作,藏于上海博物馆。

《宋太祖蹴鞠图》卷 宋末元初 钱选
上海博物馆藏
钱选(约1239—1299),字舜举,号玉潭、巽峰、清癯老人、习懒翁等,吴兴人(今浙江湖州),与赵孟頫并称“吴兴八俊”,为宋元之际文人画代表画家之一。早年受南宋院画影响,工细精丽;入元后追求“士气”,以青绿山水和花鸟人物见长,风格古雅清逸,带有复古倾向。此作设色清丽,用线古拙,造型生动,并配以长跋“蹴鞠图旧藏秘府,今摹图之。若非天人革命,应莫观之,言何画哉?”由此可知,此作应为钱选临摹北宋苏汉臣版《宋太祖蹴鞠图》而创作,创作时间为元朝初年,与原作相似度应该比较高,同时也能看出钱选对此画仰慕已久的激动心情。
北宋时期,蹴鞠运动是上自王孙贵族下至市井百姓都十分热衷的一项运动,在军营中也非常流行,还曾是军事练兵的方法。宋太祖赵匡胤出身武将,非常喜爱蹴鞠且十分擅长此项运动。这幅作品虽然是描绘帝王生活的宫廷绘画,但未刻意展现帝王威严,而是着力表现了一个轻松惬意且和乐融融的运动场景,既展现了一种积极上进的运动精神,也表达了古人希冀海晏河清、国泰民安的美好祈盼。
明清之际,扬州这座文化名城孕育了不少蹴鞠高手。明末文人张岱在《陶庵梦忆》中生动记载了清明时节扬州城的盛景:“高阜平冈,斗鸡蹴踘(鞠);茂林清樾,劈阮弹筝。”这段文字不仅勾勒出一幅生动的民俗画卷,更印证了蹴鞠在当时已成为扬州百姓春日踏青时广泛参与的娱乐活动。
及至清代,扬州作为商业重镇和文化中心迎来了空前繁荣。书画艺术在这一时期逐渐突破了社会阶层的藩篱,从文人雅士的书斋走向市井坊间,成为雅俗共赏的大众艺术。正是在这样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中,《宋太祖蹴鞠图》这一题材受到了萧晨、黄慎、顾洛等扬州艺术家的青睐。他们以各具特色的艺术表现手法,不仅再现了古代帝王的蹴鞠场景,更让这项古老运动的体育精神通过丹青妙笔得以薪火相传。

《蹴球人物图》扇面 清 萧晨
扬州博物馆藏
萧晨(1658—?),字灵曦,号中素,李寅弟子,是清代早期罕见的以工笔技法诠释文人画意境的职业画家。其作品在“扬州画派”兴起前架起了院体画与文人画的桥梁。擅山水、人物,尤精雪景寒林与历史典故人物。山水取法宋代李成、郭熙的寒林蟹爪枝,结合元人淡墨渲染,营造荒寒诗意;人物衣纹线条细劲如游丝(类李公麟),面容刻画精细,气质清癯高雅。
此图同样描绘了宋太祖与众臣蹴鞠同乐的和谐场面。图中共有六人,二人比赛,一人远看,三人围观。其中,画面右侧身着黄色衣服的是宋太祖赵匡胤,他正与赵普比赛,其余观者则是全神贯注、目不转睛。整幅作品人物神情生动、动作细致,布局疏密有致、动静结合,氛围紧张、扣人心弦,令观者身临其境、心潮澎湃。尽管蹴鞠与现代足球规则不同,但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宋代蹴鞠与现代足球形状十分相似,这为二者之间的历史渊源提供了依据。

《宋太祖蹴鞠图》轴 清 黄慎
天津博物馆藏
黄慎(1687—1772),福建宁化人,初名盛,字恭寿,号瘿瓢子,别号东海布衣,为“扬州八怪”之一,擅长人物、山水及花鸟画。其人物画题材涉猎广泛,不仅涉及神仙佛道,亦涵盖历史名人,尤以从民间生活取材见长,常塑造乞丐、渔民、纤夫等贫苦百姓形象。画作风格独特,常能推陈出新,尤以狂草笔法入画。此图与萧晨所作扇面,题材、布局一致,但用笔劲健迅疾,衣纹顿挫有力,线条洒脱奔放,所绘人物气宇轩昂,画面更富动感和韵律之美。

《宋太祖蹴鞠图》轴 清 顾洛
扬州博物馆藏
顾洛(1763—约1837),字西梅,号禹门、云林,浙江钱塘人,是清代中期一位修养全面的文人画家。山水画宗法元代倪瓒(云林)、黄公望,风格疏淡清逸,笔墨简远,多作平远小景;花鸟画受恽寿平(南田)影响,设色明丽,工写结合,尤擅没骨花卉;人物画偶作高士、仕女,线条细腻,神态生动。虽非顶级大家,但其诗书画印兼善,承元明遗风,在江南文人圈中享有盛誉。
此图虽与前人题材一致,但画面布局略有不同,呈现出疏可跑马、密不透风的艺术效果。人物须发毕现、神情生动,宋太祖的成竹在胸,赵普的沉着应对,后排正中的宋太宗对太祖信心满满,其余三人均目不转睛地盯着蹴鞠,展现了比赛氛围之紧张。此外,四川博物院也收藏一件顾洛创作的《君臣蹴鞠图》,与扬州博物馆所藏题材完全一致,造型、构图、笔法等均十分相似,可见这一书画题材在当时的受欢迎程度极高。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尽管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家在风格表现上各具特色,但以“宋太祖蹴鞠”为题材的艺术创作却展现出持久的艺术生命力。自宋代肇始,历经元、明、清三代传承,直至清代扬州画派时期,这一题材依然焕发着蓬勃的创作活力。这种延续性既体现在文人画家对传统题材的不断摹写与推陈出新,更彰显出扬州地区市井百姓对这一艺术主题的广泛喜爱。正是这种雅俗共赏的艺术特质,以及题材本身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使得“赵匡胤蹴鞠”这一艺术主题穿越千年时光而历久弥新,成为中国传统艺术中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
汪士秀蹋圆
《聊斋志异》中有一则故事《汪士秀》,讲述了庐州人士汪士秀勇斗鱼精、冒险救父的故事。故事中,汪士秀父子均擅蹴鞠,汪父因此技能在钱塘江上幸免于难,但被鱼精奴役、不知所踪;八九年后,洞庭湖上,因鱼精夜宴玩蹴鞠之戏,汪士秀因家传“流星拐”之蹴鞠技法与父亲相认,大败鱼精,顺利救父。在此故事中,蹴鞠成为一个关键因素,既让汪父从钱塘江难中死里逃生,又成为数年后汪氏父子相认的依据。该故事不仅蕴含孝道、侠义等传统道德观念与传奇色彩,同时也生动反映了当时蹴鞠运动的风靡程度。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经典,《聊斋志异》在历代流传过程中形成了诸多版本体系,其中《详注聊斋志异图咏》是首部系统配图并详加注释的版本,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由上海同文书局以石印技术首次刊行。《详注聊斋志异图咏》一书中《汪士秀》配一图,并题有七绝一首“神勇能将石鼓投,喜携阿父棹归舟。蹋圆竞免江鱼腹,莫怪人间爱击球。”通过书中配图,我们可以管窥《详注聊斋志异图咏》之艺术全貌和历史价值。除此之外,扬州博物馆中亦有一件清末王钊所作《蹋圆图》扇面,其画面内容与《详注聊斋志异图咏》中插图版如出一辙。

《蹋圆图》扇面 清 王钊
扬州博物馆藏
王钊活跃于同治至光绪年间(1860—1900前后),是晚清上海画坛的重要职业画师之一。擅长工笔白描,人物、山水、花鸟皆精,线条细腻流畅,受吴门画派及清代宫廷绘画影响。曾参与《点石斋画报》插图创作,绘制时事新闻、市井风俗题材,风格写实,注重细节(如服饰、建筑),画风偏重传统文人趣味。
此图内容、布局及题诗均与《详注聊斋志异图咏》相似,但采用了吴门画派中桃花庵人唐伯虎的笔法绘制而成。图中描绘了月圆之夜鱼精在洞庭湖之上举办夜宴的情景。湖中,鱼精化作人形,在竹席之上推杯换盏、把酒言欢,汪士秀父亲正在一旁倒酒,不远处一小童持球游来;中部,一艘小船停靠岸边,汪士秀正在船头好奇地观望此番景象;远处,绿树成荫,屋舍俨然,一派清幽闲适之态。此作与插图版相比,线条细腻,敷色清丽,疏密有致,少了一分《聊斋志异》的奇幻之风,多了几分传统文人山水画的清雅之气。
结合王钊所处时代与《详注聊斋志异图咏》的刊行时间,并比对二者在主题与艺术表现上的高度契合,虽无直接文献佐证,但可推测此扇面创作与插图版本存在密切关联。这种对同一题材的再创作,既印证了《聊斋志异》在清代社会的广泛影响力,亦反映了读者对《详注聊斋志异图咏》插图艺术的高度认可,更从侧面展现了蹴鞠这一民间游艺在清代文化生活中的持久生命力。
从文化传承的宏观视角来看,无论是象征帝王威仪的“宋太祖蹴鞠”,还是体现民间趣味的“汪士秀蹋圆”,都生动展现了蹴鞠这项运动在古代中国所获得的跨时空、跨阶层的广泛认同。这种现象深刻揭示了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独特的生命力和包容性。它不仅成功地将宫廷贵族的娱乐活动升华为具有普遍审美价值的文化符号,同时也巧妙地将民间体育的鲜活生命力融入高雅艺术创作之中,最终实现了体育精神与艺术表达的完美融合。这种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不仅为我们理解中华传统体育的发展脉络提供了重要参照,更为当下“苏超”现象的火爆流行奠定了坚实的文化根基,彰显出传统体育文化在当代社会的持久影响力。
编辑:甘婷婷
审核:崔 波
监制:李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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