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方灯光亮起，“觉醒年代”四个大字很快在大银幕上隐去。
一出话剧在电影院上演。演员穿着廉价戏服走动，在话筒时不时爆发的尖锐声响中，两位演员同时开口，眼神交汇后突然噤声，又在冷场后抢着接话。2025年6月，长春的一家电影院内，观众席愈发躁动。李悦感到错愕，眼前这场所谓的“话剧《觉醒年代》”，观感甚至逊色于校园排练，她至今还忍不住吐槽：“大银幕太白了，白得像能映出观众的脸——无语的脸。”
“挂羊头卖狗肉。”李悦觉得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2025年6月，李悦在长春一家电影院观看了“话剧《觉醒年代》”。受访者供图
从宣传伊始到场地选择，障眼法环环相扣。李悦回忆，刷到的短视频页面仅印着“觉醒年代”四字，直至点击购票，后缀“之破晓1921”才悄然浮现。其引用的剧照与剧情简介，皆挪用自上海话剧院上演的《觉醒年代》话剧。
现场座位图也有“猫腻”：购票平台上，大片的白色区域被标注为“已售”或“不可售”，实际却根本不存在这些座位，只为营造“剧院宏大、一票难求”的假象。李悦现场估算，真实开放的座位不足图示中的一半。
演出行至终章，《国际歌》的伴奏响起，台上演员的口型却与之错位。到了这一刻，李悦实在难以忍耐，她开始在网上发帖，却未曾想迅速集结起一群遭遇相似的观众，有人退票成功，有人退票失败。按照他们分享的经验，李悦开始辗转于影院、购票平台与12345热线，援引法律条款反复质问，但平台客服回复：“想帮忙协调20%的补偿都下不来。”而影城把责任推给临时租场地的主办方，李悦想继续追查，各方却都表示得对演出公司的信息保密。
一连几天，得到的回应唯有“等待”，维权结果似乎全凭运气。而几经搜索，李悦发现山寨、高仿戏剧其实由来已久。她和那些同样被骗了的观众们一样困惑：如此粗劣的演出，何以能够长久游走、屡禁不绝？
山寨戏剧持续“升级”
“《斯拉法的下雪秀》潍坊站售票”的链接在抖音平台弹出时，黄燕还以为是平台出现了“bug”。
作为这部俄罗斯经典戏剧的中国代理方负责人，2024年9月，黄燕正跟随剧团在官方巡演城市间奔波。一段短视频冲上了热搜榜，《斯拉法的下雪秀》在短视频平台火了。在她熟悉的画面里，标志性的白色“暴风雪”从舞台倾泻而下，引来观众席惊呼。
问题在于这段原版演出的核心物料下方，定位是潍坊、胶州、大连、哈尔滨……这些城市并不在巡演日程上。同行们的询问电话接踵而至：“你们加场了？”黄燕这才惊觉，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李鬼”围猎，为了混淆视听，他们有的将“斯拉法”改为“斯法拉”，有的用“下雪秀”打着擦边球。
“说白了，就是挂羊头卖狗肉。”黄燕至今觉得可笑又可气。她在戏剧领域从业26年，自2016年代理这部戏剧以来，经历过疫情等种种状况，视频火了之后，黄燕以为《斯拉法的下雪秀》火了，却没想到火的是打着原版旗号的山寨戏剧。
彼时，话剧《觉醒年代》、民族舞剧《红楼梦》等热门剧目，早已沦为山寨重灾区。自2024年起，江苏大剧院就多次发布声明，提醒观众注意甄别。在声明中，江苏大剧院指出，未经授权使用其宣传视频或素材、使用相同剧名“民族舞剧《红楼梦》”用于推广和售票，均构成侵权。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南方周末记者输入“盗版戏剧”“山寨剧”“假演出”等关键词，都搜索出大量投诉信息，矛头直指虚假宣传，投诉对象包括主办方、票务平台和短视频平台。手法大同小异，或是直接盗用正版剧名，如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觉醒年代》，其高仿版《红色觉醒年代之××》《觉醒年代之××》层出不穷，在未经授权下私自改编演出；或是在开演前，通过多个短视频平台密集投放“移花接木”的宣传片，素材多由正版内容拼接而成，混淆观众视听。
大量购票者直到走进剧场才发现受骗，他们开始自发在社交平台上发帖“排雷”。一个名为“盗版红楼梦搬运bot”的账号，就持续曝光着“一梦红楼”“梦回红楼”“一场红楼梦”等极易混淆的山寨剧目。
“中国戏剧圈的山寨风，前些年就刮过一轮了。”深耕演出行业21年的童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2012年，话剧编导尹韬的作品《天上人间》在成都被剽窃演出多达26场；同样是那一年，导演王翀的《乔布斯的美丽与哀愁》也在未授权的情况下，被其他团队进行巡演。
童波记得，音乐会曾是盗版的重灾区。疫情期间，打着“动漫金曲音乐会”旗号的山寨演出在全国各地涌现，数量一度过百。二、三线的城市观众满怀期待，听到的却常是CD音源搭配业余乐团的演出。
大量粗制滥造的山寨演出透支了观众的信任，导致正版来了也无人问津。当2023年日本原版《灌篮高手》音乐会终于登陆上海时，票房惨淡，童波说：“这种影响是间接的，但很致命。当观众被烂演出伤透心，再宣传正版时，大家也以为是假的。”
而如今，技术的升级正将盗版推入2.0时代。
童波观察到，随着短视频平台兴起，一些戏剧片段得以病毒式传播，有利可图了，山寨戏剧变本加厉，甚至出现了用AI为演员换脸的虚假视频。而版权方也关注到了这一信息。2025年4月，中国国家话剧院发布了一则关于话剧《青蛇》被侵权的声明，称发现有公司未经中国国家话剧院同意，违法对《青蛇》进行冒演、虚假宣传、滥用AI换脸技术，偷换概念，公开售票，欺骗观众。
“那你就去告我啊”
最近两年多，剧院行业的市场反弹并不明显，山寨戏剧加剧了行业困局。（文图无关）IC photo
黄燕的维权行动几乎在第一时间启动。2024年9月4日，她的团队向抖音平台递交了首封投诉信，要求处理侵权售票账号，平台要求提供版权证明及正规授权书。一周后，团队按要求补充了材料，却因版权方位于国外，再次受阻，平台要求“证明授权书真实性”，这意味着文件需经国外机构认证，再提交中国驻外使馆公证，整套流程耗时需一个多月。
“等流程走完，黄花菜都凉了，根本拦不住。”黄燕无奈。事实正如她所料，在繁琐的认证过程中，平台上的“李鬼”票商数量逐日攀升，正版《斯拉法的下雪秀》的市场份额被迅速挤占，损失难以估量。情急之下，她采纳同行建议，在抖音上逐一查找可疑售票账号，试图揪出其背后的公司主体，并将收集到的全部侵权证据同步投诉至文旅部门。然而，投诉资料如石沉大海，后台状态始终显示“进行中”。
黄燕转向寻求专业法律支持，2024年9月6日，她委托北京一家专注版权领域的律所介入。律师草拟了声明，锁定了数家主要侵权方，并发出律师函。对方表面承诺下架，私下却依然打着“获俄罗斯授权”的旗号继续售票。考虑到未来可能持续面临侵权，且诉讼过程漫长，黄燕最终花费5万元聘请了法务团队，承包了一年的法律事务。
律师曾建议，待演出实际发生后，现场取证再进行诉讼索赔，但黄燕认为耗不起：“演完了再索赔有何意义？观众已被骗，行业声誉已受损。”更现实的是，据他们了解，这些盗版公司多为“打一枪换一地”的皮包公司，即使赢得官司，赔偿款也极难追讨。
多位从业人员坦言，维权陷入成本高昂、收益微薄的“死循环”。
王忆曾经多方努力，要求使用盗版宣传素材的剧场下架相关内容，得到的答复却是：“这是租场项目，宣传是演出方（主办方）做的，与我们无关，请找主办方。”盗版宣传多通过社交平台发布，责任方常常互相推诿。当王忆转而联系平台和发布内容的博主时，对方或声称“这是达人个人行为”，或推脱“素材由主办方提供”，甚至盗版公司也会将责任甩锅给博主。
通过查阅法律资料，他得知直接侵权主体是发布侵权内容的人。但在实际操作中，追责困难重重。素材来源难以追溯，需联系的对象众多且分散，效率极低。即便最终证据确凿胜诉，赔偿金额也往往低得可怜。“律师说官司肯定能赢，但最后可能就判赔几千块钱。”王忆直言。而一场官司耗时动辄半年一年，盗版方早已完成“收割”，赚得盆满钵满。
2023年，王忆曾陪同自制剧目巡演时，竟在同一座城市、同一个演出档期撞见了自己剧目的山寨版。他愤而前去理论，对方却回应：“那你就去告我啊。”
混战之下，甚至催生出了荒诞一幕：山寨剧目也打起“假”来，相互指摘。
7月上旬，南方周末记者在小红书发现，一个名为“晓视界演艺”的账号发文指出《红色觉醒年代》舞台剧是在模仿、抄袭，并提醒观众擦亮眼睛，不要误买影院版本的舞台剧，“我剧团坚决不承接任何影院版剧目（在影院演出时，服化道效不满足话剧任何需求），坚决抵制配音版剧目！”
在帖子下方就有人发问：“你剧团的也是盗版的，搞啥搞？”
灰色生存
做山寨戏剧，一切都是为了钱。
同在一个行业，王忆坦言知道都是谁在做山寨戏剧。他曾经将营业性演出许可证借给朋友挂靠，当时朋友看到抖音上一段游乐场中的表演片段火了，便拿着这个视频做宣传，借鉴另一出戏剧，排了一个山寨版本。
盗版项目成本极低，他们招募临时演员，日薪在150元左右；场地利用租金低廉的电影院；最高票价也控制在100元左右；盗用原创视频和剧照，利用信息差和观众的低辨别力引流。有时候为了节省成本，他们还会用各种理由克扣或拖欠演员工资。王忆说，这个行业有票务“不退不换”的行规，因此山寨戏剧往往赚得盆满钵满。
“只要你有批文，原则上他们就没理由拒绝你。”童波说，只要有了当地的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演出基本不会受到限制，而售票平台售票理论上需验证批文，但平台没能力或很难专门去验证真伪，这一现状给了山寨戏剧生存的空间，“剧院不会主观判断你演出真假好坏，只看批文。除非负责人特别有公德心和责任心，否则有档期就会租。”
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由文化和旅游部或各地相关部门颁发，允许文艺表演团体、演出经纪机构等经营主体从事营业性演出的资质证明，需要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至少3名专职演出经纪人员资格证书等材料。
演出商深谙此道，“挂靠”成了他们规避风险的途径。王忆曾将自己公司的正规批文借给山寨项目使用，那段时间正好舆论风波较大，他们被有关部门约谈，最终承担了退票赔偿。后来，这些做山寨项目的人“打一枪，换一炮”，若被发现或被举报，就再换个“马甲”，重新注册公司再次申请批文。
剧院的场租费用相对较高。安徽的一座四线城市戏剧氛围一般，整座城市仅有一座剧院，其剧院经理说，由于他们剧院没有用于采购演出项目的补助资金，主要以租场业务为主，收费标准按时长计算，一场不超过2小时的演出，收费一般是五万元，这其中还包括4小时的彩排时间。
为进一步压缩成本并降低风险，童波说，这些山寨剧目更倾向于选择管理“相对宽松些”的电影院，或是经营压力巨大、排期不满的小城市小剧院作为演出场地。
事实上，这些场所也在四处揽客。“5000元一天，想演几场演几场。”王忆说，不少地区的电影院都曾找到他，希望将电影放映厅以场租的方式租售给他，供其戏剧表演，只要有营业性演出许可证即可。
一位业内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整个环节里有很多漏洞可以钻。在有些剧院租场，甚至不需要这份批文。她曾接触过山东一座小城市的剧院，由于双方长期合作，即使是有山寨戏剧出演，只要照常给场租费，就能进剧院上演。只不过还是会声明，如果有涉及版权的问题，租场方不承担责任。
“演出行业有个词叫‘成本病’。”林媛是一名演出运营，据她介绍，这一理论说的是虽然技术在进步，但是医疗保健、教育、现场表演艺术等经济活动的成本，必定会以比整个经济的通货膨胀率高得多的速度提高，在这样的情况下，纯粹依靠票房盈利支撑剧院运营本就很难。
“剧院也想赚钱，生存压力挺大。”林媛观察到，疫情结束后的短暂高峰更多体现在演唱会市场，剧院行业的反弹并不明显。政府补贴成为多数剧院的生存命脉，她曾经就职过的一家剧院一年拿2000万元政府补贴，各种补贴凑在一起，才能相对让收支平衡一些，或者稍微赚一点钱。
剧院的上座率因项目而异，除了头部演出外，其他戏剧上座率一般，生存压力普遍巨大。而这些最终化为KPI，落到了市场部员工身上，他们的底薪很低，收入全靠承接项目或者进行场租业务保障，这在自营类的剧院里表现得更为明显。
要引进一个项目，往往依赖从业者的行业经验，林媛说，确定剧目之后，到了报批环节，才开始进行资质审查，此时出品方需要提供剧本、全剧视频供审查，演出许可、版权证明、主创团队等PPT材料也要提交。
在她工作过的剧院，如果是租场业务，审核并不太严，但在合同中，往往也会明确要求对方保证不能有版权纠纷。剧院往往还得保证报批内容和实际演出内容一致，因为当地文旅部门会随时抽查，假如发现并不一致，演出会被当场叫停，且遭受处罚。
林媛曾经就职的一家剧院上架过民族舞剧《红楼梦》的山寨项目，这个项目由总部打包派下。然而彼时山寨盗版演出已经引发舆情，剧院的宣传启动后，公众号和小红书上出现激烈反应，迫于压力，他们最终下架了演出。
“模糊地带”
王忆制作的一部儿童舞台剧也曾被指为“山寨戏剧”，这让他感到不解。这部以国外公版名著为蓝本的剧目，如今已有中法联合制作的版本上演。“那部名著早已进入‘公有领域’，人人皆可创作改编，”王忆强调，“我们比他早半年就开始全国巡演，演了150场，他才演了几场？说我抄他，实在可笑。”
根据《伯尔尼公约》及中国著作权法，作品版权保护期通常为作者有生之年加死后50年。一旦“世界名著”超过保护期，其内容即进入公有领域，公众可自由进行改编、表演或传播。
“这带来了一个模糊地带。”童波说，这意味着，像《红楼梦》这类公版题材，任何人都可以重新编创。因此，面对市场上众多的《红楼梦》演出，单纯基于题材相似很难判定其违法。唯一可能抓住把柄的，是在宣传环节的“挂羊头卖狗肉”式虚假营销。
然而，公版题材的改编自由并非没有边界。刘蕾以《红楼梦》为例说明，若“山寨剧”仅使用原著情节，通常不构成侵权。但像江苏大剧院版的民族舞剧《红楼梦》中独创的舞美设计、编舞等元素，本身享有著作权保护。若其他制作方刻意模仿其独特的舞台呈现方式，则可能侵犯其作为演绎作品的著作权。
“涉及山寨版本的《觉醒年代》的舞台剧中，就同时存在著作权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刘蕾发现，山寨戏剧中的具体行为其实分工明确，复制剧情可能侵犯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表达”，盗用海报设计则可能同时涉及著作权侵权和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而攀附知名剧名，则属于典型的“混淆行为”，由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
为规避潜在风险，王忆在创作初期便进行了市场调研。当时，他发现仅有一款深圳制作的同名舞台剧，但其主要依赖多媒体技术呈现。王忆团队则首创了“超大型氦气定制气膜结合演出”——演出中，长达八米的鲸鱼气膜从舞台飞入观众席。这一核心创新点，成为他们进行版权登记的重点对象。不过，在后来的一部同名戏剧中，他们的这一亮点依然被抄袭了。
之所以选择登记，源于王忆对行业漏洞的担忧。他指出，舞台剧作品的版权登记遵循“自愿登记”原则。登记证书虽非确权的唯一依据，却已成为行业广泛认可的“通行证”。刘蕾也说，版权登记并非是获得版权的必要条件，根据著作权法，作品自创作完成之日起，作者即自动享有著作权，登记并非必需。但登记能在发生纠纷时，为权利人提供有力的维权证据。
然而，山寨剧制作方有时也会钻这个空子。他们瞄准审核速度快、周期短的地区进行“抢注”。“他们偏好去甘肃省版权局登记”王忆透露，“国家级的版权登记可能需要两个月以上，但在甘肃，三天就能拿到证书。”提交一段原创文字进行登记，只要内容库中没有完全相同的记录，便能轻易获得作品登记证书，成为其侵权的“免死金牌”和“护身符”。
“谁火了，就去仿谁。”王忆说，如今社交平台上仍有大量关于山寨戏剧的宣传，而行业里也早已形成山寨戏剧产业链，专门盯着那些突然火爆的戏剧演出，有时候宣传售票已经开始，但戏剧还没完全做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忆能做的只有加大宣传力度，尽可能抢占更多市场份额——在山寨戏剧出现之前。
还有大量观众维权并未成功，陶桃2024年夏天在南京保利剧院看了一出山寨版的《红楼梦》舞台剧。这部舞台剧的全名是“中式美学舞台剧《红楼梦》”，但买票时，陶桃并未注意到前面几个小字，她是“红迷”，熟读《红楼梦》各个章节，看到剧照和民族舞剧《红楼梦》的如出一辙，她当即花480元买了票。
进了剧场，她却看到“袭人和宝玉在舞台上滚床单，台词还开黄腔”。半场过后，陶桃就离开了。面对她的维权，剧院和售票平台都在推脱责任。经过一番搜索，陶桃得知这部舞剧的出品方是一家上海的文化传媒公司，于是尝试拨打上海市场监管部门的电话，但怎么打电话都无法接通。
这成了压倒陶桃的最后一根稻草，她知道成功退款者微乎其微，且需经历长线斗争，而她不愿再花费更多精力：“我只能认栽。”
二、三线城市的小剧院里，高仿剧仍在泛滥，刘蕾认为，行业本身应该努力建立健康的秩序，比如由行业协会建立“山寨剧制作方黑名单”，收录多次侵权的演出团体、导演、票务公司等主体，禁止会员单位与其合作，并推送至全国演出票务平台限制售票渠道。也许还可以利用好技术，要求礼堂、商场等演出场所安装“版权核验终端”，演出方需上传演出资质、授权文件等材料，系统自动对接国家版权局数据库进行实时验证。
有时候林媛会担心，在这个本就薄利的行业，若人人都追逐山寨赚快钱，那么将来有一天，被劣质演出一次次伤害的观众终将失去兴趣。维权成本高企、法律执行遇阻、行业漏洞难补、场地方生存压力与逐利交织，共同构成了山寨戏剧屡禁不绝的灰色江湖。而最终埋单的，不仅是受骗的观众，更是整个演出行业的信誉与未来。到了那个时候，剧院将多么空落落，而这又将给行业带来多大的危机。
（除刘蕾外，均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汪畅
责编 刘悠翔